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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于欢案”暴露的社会焦虑

2017-03-29 00:10 来源: 侨报网 作者:侨报评论员 字号:【

【侨报3月29日社论】连日来,山东聊城一桩命案正在中国引起一场关于“法治与伦理”的大讨论。据《南方周末》报道,女企业家苏银霞在借贷后无法按时偿清欠款,招致催债者以非常手段上门讨债,期间对其实施辱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暴力行为,催债者还裸露下体进行侮辱。苏银霞的儿子于欢因无法忍受追债人的行为,用水果刀乱刺,致一人失血休克死亡,二人重伤。判决书显示,2017年3月17日,一审法官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民事赔偿8万余元。

一起偶发的事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早已不是首例。自去年以来,从北京颐和酒店事件到魏则西事件,再到年末的雷洋案,事件往往发生在与大众有些隔阂的主体或场景中,却能引起社会各层面的共鸣。原因是这些案件都从不同侧面暴露了社会和法治建设中的脆弱环节,触发了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焦虑。

回顾本案,连续数日的激烈讨论主要集中在3个焦点问题上:第一,在案发当天,在涉黑团伙已经使用暴力的前提下,“只出警了4分钟”的当地警察是否存在失职,甚至渎职的行为?第二,当被告人于欢面对侮辱亲母的杜志浩等人,在明显已经无力和平制止的前提下,拿刀相向是否有错?在此背景下,法庭对于欢的判决是否过于冰冷,甚至判决不当?第三,中国相关法律对于正当防卫的定义是否门槛过高?这些法律是否无法有效保护被侵害的弱势者?中国与美国的法律体系不同,对于“正当防卫”的定义和限制自然也不同,在细节问题上如何界定恐怕还需要法律研究者长时间的讨论与探索。至今没有谁认为哪种定义是完美的,即使在美国,“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在不同的州也有不同界定,而如果生搬硬套是否又会导致“以防卫之名行杀人之实”的隐患尚未可知。

在这种前提下,执法和司法是否严谨而公正便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当民众遭遇侵害时,又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执法者身上。所以,在每一个个案中,这些公权力最直接的行使者是否履行了恰当正确的责任都会形成明确的示范作用。目前,公检法体系已经开始调查相关执法部门,如果结论为负面,则他们对于事件中的公众焦虑感难辞其咎。

值得讨论的倒是本案中的司法环节。中国已经实施了审判终身追责制度,在所有判决都会公之于众的前提下,包庇有罪者、甚至偏袒一个可能涉黑的讨债者可能性很小。但实际上此案的一审判决结果仍然难以服众。一方面,其原因与公安机关类似,在过去法制不健全背景下的诸多有问题的判决已经形成了负面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法律条款固然无法面面俱到,司法者也无法无视法律原则,但如何在冰冷的法律与社会情感、公序良俗之间找到一个更易于接受的契合点,这恐怕是一个开放型的话题。中国的立法者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多动些脑筋,让今后的司法判决与公众情绪之间不再产生那么大的撕裂感。

不可否认,过去几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已经大幅度改善,社会持续向和谐稳定发展,涉黑案件、群体事件已经极为鲜见。在经济转型期,能有这样的局面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另一方面,大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如何保护每个个体的利益,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在任何法律体系和社会管理框架之下,刑事案件、意外事件都无法避免,但是当偶发的意外事件发生时,让绝大多人数不再产生代入感,不再因其焦虑,这却是政府管理者可以努力做到的。从长期而言,这有赖于社会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和法制建设的持续推进,从现实来看,这也需要政府处理好每一桩社会焦点事件,以最终公平公正的处理结果告诉公众这是偶然而非必然,以事实证明“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编辑:萧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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